张謇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以不同方式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通过创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理论并领导武装起义，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而张謇则以实业家与政治斡旋者的身份，通过起草《清帝退位诏书》、促成南北和谈，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因此被称为民国“助产士”。两人合力实现了从封建帝制向共和制的和平过渡，孙中山点燃革命火种，张謇则以政治智慧完成新旧秩序衔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张謇为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两位觉醒者在1912年的南京城历史性交汇，恰似江河的激流相拥。张謇主持设计的江苏谘议局成为临时政府的诞生地，二人“注重实业”的施政纲领更是形成政策合力。即便在汉冶萍公司事件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二者的交往仍保持着士人阶层的理性互敬。
1922年互赠照片事件堪称近代政治文化史的重要注脚：孙中山以传统竖式题跋“张季直先生惠存”，展现对实业家社会贡献的认可；张謇回赠时题署“中山总统”并钤盖名章，彰显了对于共同回忆的致敬。这种基于共识的礼仪互动，超越了派系立场的分野，体现了传统“君子和而不同”的交往伦理。
张謇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揭示了二者精神追求的深层共鸣。1925年3月，在孙中山逝世次日，时年72岁的张謇在南通主持万人追思会。张謇对孙中山的悼词，以三重维度建构起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崇高评价：历史坐标上，称其“手创中华民国”，以“国体之改革”终结五千年帝制传统，将其功业推至“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的高度；精神丰碑中，盛赞“千回百折”“屡仆屡起”的革命韧性，将“不畏难、不怕苦”的品格凝练成辛亥精神的永恒注脚；人格典范层面，更以“不贪财聚畜”“不自讳短处”的道德光芒，塑其为中国近代转型期“矜式人民”的标杆。
张謇更亲自撰写挽联：
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
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
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
国犹有与立，毋忘革三就而孚。
以磅礴的笔力，将孙中山推至“掀翻五千年帝制”的巅峰，一个“超然立万物之表”的定位，是对其终结封建王朝的定论。
（图片来源中山陵园管理局）
值此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重审张謇与孙中山的历史交往，可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连续性。张謇在南通培育的地方建设的范本，为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则为张謇的产业布局注入国家战略视野。二者共同尝试建构的“实业－教育－民生”框架，不仅为当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更为后来显现出惊人的历史预见性。他们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仅凭单一路径都无法承载文明转型的重负，唯有实业筑基、制度革新、文化重构的多维共振，方能实现民族复兴。
当南通博物苑的紫藤与中山陵的松涛百年交映，张謇“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的实干精神，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遗产。他们是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中的精神觉醒，共同托举起“振兴中华”的永恒日出；以殊途同归的报国志，在历史的答卷中书写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