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之国”实际上仅指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属暖湿亚热带太平洋东南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少、气候温和，降雨充沛。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平均纬度30度，海拔为600米左右，土地肥沃，有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又有都江堰灌溉工程的助益，是水稻、油菜籽、蚕丝的重要产区，还出产盐、硫磺、木材等天然资源。
可以想象一下，几千年前的古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外面很难进的来，自己也很难出的去，但里面又足以自给，啥都不缺，就容易形成一种安逸自足，不思外物的精神状态，所以道教产生于四川，也就不奇怪了。
逍遥游于天下的道家文化，一旦来到蜀地，便找到了高度契合的土壤，有了生根发芽的理想基地。于是，道学在巴蜀大地上演化成了道教，东汉时期由张道陵创立于鹤鸣山（大邑县境内），发扬于青城山的道教（也叫五斗米教，因为入教要交五斗米），逐渐成为四川人的文化基因。
▲ 青城山，道教发源地之一
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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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地处中原文明边缘地带的一个异类，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丰饶而有战略价值的物产以及地理位置，始终对域外势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说有“战略价值”呢？水稻可以充作军粮，蚕丝是服装原料，织成的锦也是硬通货之一，油菜籽可以榨油，盐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在古代世界，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资源，而四川的地理位置又能从西面形成对楚国的包抄之势。
所以在战国时期，古蜀国和巴国（重庆一带）就被纳入了秦国的“国际视野”。秦国在灭掉了蜀国和巴国后，设置了蜀郡、巴郡和汉中郡加以管辖，从此四川就结束了半独立状态，被纳入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
▲ 秦国拥有了巴蜀粮仓，就有向东平推的势能
巴蜀成为秦国的后院之后，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沿用到今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给农作物提供灌溉。实力大增的秦国扫平了东方六国。秦灭亡后，刘邦又以巴蜀和汉中为基地，东取关中进而一统天下，在中国进入统一王朝时代之初，四川就两次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以后两千年的岁月中，四川经历了两汉、唐宋和明清几次发展高峰——稻米流香，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也经历过五胡乱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几次灾难性的战乱——白骨枕藉，赤地千里，人口尽灭，过后要靠强制或自发的移民来补充，最近的一次大移民就是开始于清康熙年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也就是说，“四川人”其实在历史上早就换过好几波了，有句话叫做“没有十世老成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管原来是哪里的，只要迁居于此，就必定会变成四川人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恬淡、乐天、容易满足。
道教的影响和成都平原丰厚的出产使生活太过安逸，所以四川人并不尚武，“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到现在也是四川人口头禅之一。从古代历史中可以发现，出自四川的文人多多（司马相如、李白、三苏）而名将寥寥，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就不能打。
每到民族危亡时刻，为了保家卫国，看上去贪图安逸的四川人同样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灭亡了北宋的金军，就在四川栽了跟头；面对强大的蒙古，四川抵抗了近四十年，成都三次被占领，牺牲巨大；再往后四百年，清军要花十二年的时间才能占领已经被张献忠洗劫过一遍的四川。
抗战中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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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抗战时期，四川人更是扮演了担负国家兴亡的重要角色。
在艰苦的抗战中，由于东北、华北等半壁江山均已沦陷，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省就必须要扛起许多重担，在全国各地中可谓出力最多。
历史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四川省担负了全国财政支出的50%，提供了1/3的粮食和近50万人次的劳力，征兵及自愿报名参军者约350余万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正面战场每5人中就有1名川军，平均每17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
川军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13个省市，参加了28个大型会战和战役，伤亡、失踪64.6万余人，被俘率却最低，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之多，居全国之首。
但是，在抗战初始，并没有人相信四川人能有如此能量。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四川一省当中就产生了五大派系十几路军阀，二十年间发生了四百七十多次混战。
但战争发生在四川，就天生自带喜剧属性——战胜一方从不追击，还要致电对手表示“慰问”，如果对方有家属落在占领区，会好生安顿，不加骚扰，甚至还有给老百姓“发红包”的奇闻。这种如同游戏的“战争”，破坏性其实不大。每逢有战事，很多吃瓜群众会像看球赛一样登高观战，加油起哄，看热闹的劲头比双方士兵都大。
就这样一支“游戏人间”的川军，当真能去打日本人？
尽管从1935年起，蒋介石以围剿红军的名义率参谋团入川，四川军阀就结束了混战，但川军“双枪兵”（步枪加烟枪）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从蒋介石到老百姓，从国内到国外，都不相信川军还能真去和强悍的日军作战。
▲ 建川博物馆收藏的一级文物“川军烟杆”，上面烫有“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等字样
1937年，一个目睹川军向前线开进的美国人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叫人看得发呆，令人捧腹。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
蒋介石对川军也没啥好印象，认为他们只适合在四川称王称霸。在1935年8月的峨眉训练团举办期间，老蒋就毫不客气的开骂：“……某些（川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陈诚认为：“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何应钦称川军“质量难于充实”，“有急需提前整理之必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本与川军有交情，但听说要将川军调到他的战区，便一口回绝：“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 四川军阀之一的范绍增，以电视剧《傻儿师长》而闻名，曾率军击败日军第22师团的进犯
普通民众更是没信心，媒体称川军有三多——“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技艺太低劣，不敢对外献丑，只能在家里随便胡编一气，冒充能手，骗骗自己人罢了”。
想想也是，四川人一贯安逸好耍，四川人组成的川军还只有“打游戏”的经验，武器又差，有的枪连膛线都磨平了，很多官兵都是文盲，看不懂地图，更没见过现代战争，开到前线去，只能当炮灰啊！
但打一场对外的民族生死存亡之战，岂能与同胞互殴的内战相比？川军出川抗战，既是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捍卫自家的生活方式和妻儿老小——让日本人打过来，沦为亡国奴不说，老子连汤元都吃不匀净、麻将都打不成啰！
保家卫国的川军将四川人坚韧的另一面充分表现了出来，用行动洗刷了污名，完成了从只知有大帅的杂牌到国家军队的转变。
川军26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部队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撤离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南京保卫战中，川军21军145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被俘，举枪自尽；豫中会战川军第36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奋战牺牲……
▲ 穿着草鞋的川军要徒步翻越大山去往前线
要说川军的典型战例，当然要属台儿庄战役中的滕县保卫战。川军122师和124师一部在师长王铭章率领下奉命在滕县阻击日军第10师团，日军兵力占优，还配有火炮、坦克和空中掩护。
王铭章清楚，凭川军实力，藤县守不住，但他对士兵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
从1938年3月14日开始，122师以轻武器和手榴弹顽强抵抗了整整三天，三天后日军在付出了一千多人的伤亡后攻陷滕县，王铭章以身殉国，包括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埔等人在内的守城川军几乎全部阵亡，但无一被俘。
▲ 王铭章牺牲后被追赠为上将
日军最精锐的甲种师团与中国装备最差战斗力最弱的川军相遇，竟然没有占到便宜，令日军大感意外，充分证明了川军战斗意志的坚决和无畏，更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赢利了时间。
李宗仁评价：“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鉴于川军数量之大，牺牲之巨，遂产生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这并不是夸张。
所以，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答案了——如果你有一个来自四川的战友，那么你应该信赖他的战斗力。
四川不仅要出兵，还要出钱出力。举个例子，自贡的井盐有两千年历史，历来都是四川的财源之一，国民政府于1942年实行了食盐专卖制度，自贡的盐税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资金来源，盐税收入最多可占到全部税收的60%。
▲ 顶着日军的“盐遮断”专项轰炸，自贡盐井仍然产出了足够多的财富
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1,938,900吨，每年上缴的盐税达2700万元（法币），这笔钱可支持27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或购买碛米14.5亿斤，可供应270万军队一年的军粮，大后方产盐及盐税对于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也被称为“川盐抗战”。
▲ 那时四川人自己都吃不饱，但除正常赋税外，还总共捐出了法币5亿元，飞机十几架
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
要知道，成都平原虽可称富饶，但两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及关中平原的一半，与东北和华北大平原更是不能比，若在平时，产出也只是达到足够自给略有盈余的水平，但在抗战的特殊年代，四川就得充当“天下粮仓”，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从牙缝中挤出粮食和物资来供应军需民用。
至于出力那就更多了，四川共动员了250万民工，修通了川陕、川黔、川滇和川湘四条公路，新建扩建了33处空军基地（当时称特种工程）。在1943年末，四川就动员了29个县50余万民工，用了半年时间建设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机场。他们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所用的工具无非锄头、扁担、锤子、石碾而已，劳作之艰辛难以想象。
▲ 如此艰苦，连儿童都要干活，但四川人仍然笑着面对
他们忍饥挨饿，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修好的机场，最终发挥了巨大作用。由四川空军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在东京等60余座日本城市投下了16万吨炸弹，日本航空工业被毁60%，其他军工厂被毁40%到90%。在美军以太平洋岛屿为基地轰炸日本前，四川是唯一能对日本形成战略轰炸能力的地点。
在战争中背上了巨大负担，付出重大牺牲的四川人，仍然不改乐观的天性，日本飞机炸毁了酒家，店主会贴上“明日照常营业”的告示，端午节期间遇到日机轰炸，则调侃“又过了个闹热节，敌机送铁粽子来了”。
只要警报不响，人们照旧开工、开市、开课，卖汤元的吆喝一如平常，学生们会利用假期旅行，学者们照旧考古访幽，既是苦中作乐之举，更是勇敢气概的体现。
▲ 四川人乐观豁达，能置生死于度外
四川人民在抗战时所受的煎熬和痛苦，所表现出的信心与勇气，远非后世所能想象。
蒋介石后来也改变了对四川和川军的看法——“抗战军兴以来，中央本既定之策，而以四川为抗战重要根据地。我川省同胞，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壮从戎，踊跃恐后。”
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八年, 川军的牺牲相当大, 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
▲ 李宗仁
四川籍的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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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四川除了数量巨大的川军以外，还产生了很多将帅。近代以来的四川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这可能与四川地处中原文明的边缘，受礼教束缚相对小的原因有关。
因此，与古代四川难出将师不同，近代的四川人开始在军旅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以产出“高端人才”为特色——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有四位：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刘聂两位元帅的籍贯今属重庆，考虑到历史上的区划，姑且还是把他们算到四川）。当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四川人（今广安市）。
▲ 刘邓这两个四川人组合打赢了淮海战役
只要看看四位元帅和邓小平的传记，都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乐观、幽默、豁达的特点，这种四川人特有的性格使他们艰难困苦之时不会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能够理智平静地渡过难关，还会时不时幽上一默，来个段子。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朱德：“你是一个老怪物……祝徐老头万岁！”（发给徐特立的电报）；陈毅：“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回答如何击落U-2）……。
刘伯承勤学善思不恋权，建国后就不再领军，而是去搞军校建设；邓小平三起三落，换作他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想不通了，但小平同志依然平静地面对坎坷，最终带领全体中国人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且这五位开国元勋，都比较长寿，除陈毅在70岁去世外，其他都活到了90岁以上——心态好，活得长，四川人在这方面还有优势滴……
▲ 建国后的邓小平
在建国后的朝鲜战争和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尽管已经不再会有以地域相区分的“川军”，但四川籍军人付出牺牲仍然很大，以朝鲜战争为例，志愿军牺牲军人当中，川籍有三万多名，与抗战时期一样，居各省之首，并涌现出了邱少云、黄继光这样的烈士。
正因为四川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独特而巨大的贡献，所以当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之时，全国各地的援助也蜂拥而至，“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能赢得举国尊重，这句话可算是对四川人的最高褒奖了。
当然，面对灾难，天生乐观的四川人又以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八方支援之下，迅速恢复了正常生活。今天到四川去，无论是在当时的灾区，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依然可以见到许多不知忧愁的四川人。如果跟他们一起，吃上一顿火锅，搓上一圈麻将，也许就被欢乐的四川话给完全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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